Economic Notes

明朝开始的中央政权开始趋于集权。相比于明，清的中央集权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由于明朝后来相继地出现了内阁大学士和宦官的专权，皇帝的权力反而有所削弱；清则引以为鉴，一直都避免了此类问题的出现。清朝的中央政府能够如此团结而强大，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是相对于中土民族的一支异族。



虽然中国向来不讲求权力的归属，但是，仿照西方神权、主权、王权、民权的说法，钱穆将中国历来的社会权力分配形式归结为士人政权，是十分正确的。除却少数的几个朝代，中国的政治主...

    在北大阎步克老师的中国古代政治官僚制度通选课上，他曾经说，明朝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可以除却皇帝、自我运行的体制。虽然这样的体制维系了百余年之久，其间甚至还包括了许多重大的改革，但是给一个皇帝百年不朝、权臣驾于大臣上的朝代以如此的评价，却绝然不是任何褒扬之词——因为，这个王朝的建立之初，废宰相而独尊皇权恰恰是为整个王朝定下的最洪亮的基调；由此，后来的朝臣弄权及至太监弄权才显得尤似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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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总体来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便是“自卑”。因为自卑，虽然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宋沿袭了唐乃是五代十国的许多制度，而鲜有建树；因为自卑，宋空前地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的发展；因为自卑，宋难免想要面面俱到、面面兼顾，结果却顾此失彼、积重难行。

    在唐好不容易重振了政府的力量，重新制衡了皇权和相权以及相权内部的各种力量之后，宰相却...

    中国国力在唐朝达到鼎盛。无论是在政府组织、科考选举、经济社会还是军务兵事上，唐朝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上乘秦汉，下开宋、明、清。更重要的是，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之后便不再有罗马，如此翻天覆地的改革却使“中国”依旧在此之后延续了一千多年，并继续延续着。由此，更能见出它的伟大。

    汉与唐，虽然在皇权的承袭上一以贯之，但是在政府组织，或概之以“相权”的组织形式...

    对于近代教科书上一贯宣称的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人们往往倾向于用“专制”、“黑暗”等字眼一以概之，似乎千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现实就不曾变迁，中国从未存有政治理论一般。但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皇帝一个人“拍脑袋”得出的，每一条政策，或许看似没有任何来由，却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包含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现实状况；而中国也向来不需要一名专职的政治理论家来著述一部政治理论，因为读书人大多能通过科举和选...

    制度在今天被看得愈来愈重。许多人甚至热衷于直接将先进政体的制度移植到中国，以期如此便能避免眼下政治制度的许多弊端。但是，制度唯有与人事相结合方能发挥切实的效用。单纯将制度拿出来分析而无视人事，注定是要偏颇的。所以，制度是与整个文化相通的。反过来，要了解一个文化，也必须先了解其制度。

    所谓政治制度，包含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考试和选举。这一方面是制度中最核心的，也是第一义的，因为它决定了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握政...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因此要先发展农业剩余，才能建设都市。这一需要固然促成了许多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道路选择（而非反向），但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人类的天性。如果利润几乎相等，则多数人必定愿意投资以改良土地，而不愿意投资于工业和贸易，因为前者更容易被直接监督。但是，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况来说，这个顺序却在许多方面完全相反。它们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的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反自然的退...

    所谓资财，不过是为了在分工经济下提供生产者在生产出用于交易的商品以前的生活开支以及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原材料。分工越是细密，生产的能力就越高，于是，保证生活所需的开支那一部分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因此，资财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资财提供目前的消费，包括以往购得但未用完的物品、逐渐得来的收入以及除资本以外的资财。第二部分的资财是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资本。而资本又包括流动资本，即用来生产、制造或者购买以牟利的资本，以及固定资本，即改良土地、购置机器等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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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商品的价格，如前文所述，乃分作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所谓市场价格系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格，而自然价格则商品所包含的生产、运输等过程中耗费的要素价格的自然率。而要素价格的自然率乃一定时期、地点的要素所获的平均价格。只要要素可以自由地进入或撤出，则可以想见，市场价格等于或不断趋于自然价格。

    但是，天然的原因（如土壤之肥沃程度）、商业秘密（非公开的技术，亦如所谓专利）以及能起类似的垄断作用的如同业组合的排他特...

    将经济学作为的宗旨诉诸其古意进行考究是历来的做法。陈岱孙也不免同意于此道，并深以此为经济学的大义所在。关于这一姿态，不论从他早年，比如自毕业回国、履任清华教职起，直到共和国成立以前，那段用“西洋之学”针砭时弊、纵横捭阖于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政策之中的意气风发的年代，还是从他晚年长叹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弃辅弼政体与意识形态于不顾、唯数理精巧和释义精准为法度的倾向，都能有至深的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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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龙门诩李膺，虬枝得所气休矜，
人间饮啄原前完，不露聪明即寿徵。

    遗产税的征收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就已经被提出了。但是至陈岱孙写文讨论之，二十余年过去了，此税依旧搁置而未能实施。事实上，直至今天，中国也没有正式开征遗产税。遗产税的好处是被普遍了解的。比如它是直接税，它不影响人们经济活动的决策（边际意义上的），它能改善贫富差距，等等。所以，中国迟迟不能开征遗产税，并非不知道遗产税的好处，而是执行上有困难。执行困难，听似简单的一句概括，实际所指远超过比如如何设定免税额度、如何有效登记遗产、如何保证征收等等。以陈岱孙举的例子来说...

*虽然是仍在边读边想的过程之中，但亚当·斯密能将所知所想如此清晰的加以陈述，虽知局限之处而毫不避讳，使得这本书更有别处的意义。

     国民财富如何衡量？亚当·斯密的观点用今天的话来讲大体等于人均消费能力。他指出，这受制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劳动者占人口的比例。或者因为这原本隶属人口学的范畴，他未加详述。其二是劳动生产力，即如何熟练、有技巧、有判断力地生产。从因果链条上来讲，分工带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

    如果说制度的演进是由于意义的漂移的话，那么意义又是如何发生漂移的呢？如果从完全理性的假设出发，这样的意义漂移应当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的不确定都应当在事先被考虑到了。因此，与其说制度的演进是不存在的，倒不如说这种不存在性是事先即被假设了的。因此，制度演进的话题就不可不引入诸如有限理性、过程理性等概念。

    如果制度演进存在，并且如前面说的，并不是自生自发的，那么它应当朝向何处发展才是合意的呢？这便牵涉到对制度...

    经济学的研究喜欢局限于一定的框架之中。比如，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模型，关注道德如何被执行而并非道德缘何产生。但是这对经济学而言更多地意味着的是逃避。反思意识形态本身，反思其下的道德、认知与意义，是经济学避免不了的职责。韦森引述了一种考古学和脑科学的视角。根据这些领域的研究，人类的理性、道德和语言是三位一体的。至少从源起的时间上看，“他心想象力”是伴随着人脑结构上的“理性的扩张”的。但是，之于道德的理性色彩，纵...

*今天刚开始读这本书，边读边想边记。这本书是对汪丁丁、韦森和姚洋三位老师在2004年一段围绕制度经济学的谈话的记载。

    制度经济学近来几乎炙手可热。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自明。首先，自古典经济学派以来，不论是斯密等的“自然价格”观念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格都是经济学历来关注的话题，亦是经济理论的基石性概念。而价格乃是在一系列定价机制之上建立起来的。如果，诚如许多人同意的那样，把定价机...